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仍然存在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尚未解決。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擺在知識產權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重大課題。為此，本報記者采訪國內著名知識產權專家對這些難題進行分析和解讀。
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
“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的核心就是創(chuàng)新。根據創(chuàng)新理論可知，促進創(chuàng)新的根本動力有五大要素：生理要素、精神要素、經濟要素、法律要素和政治要素。其中精神要素、經濟要素和法律要素集中于知識產權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曹新明在接受中國知識產權報記者采訪時認為，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對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具有無可替代的支撐作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為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服務需要考慮以下六大因素：首先，應當全面收集整理當今世界發(fā)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和成熟理論，考察其能否為我所用；第二，應當全面梳理我國近十年來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方面的成功做法和不足之處，以便揚長避短；第三，應當全面理清我國知識產權市場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以便有的放矢；第四，應當全面分析我國企業(yè)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關鍵訴求，以便對癥下藥；第五，應當全面提煉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理論研究成果，以便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第六，應當全面透析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體制機制，以便找準著力點。
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姚建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創(chuàng)新是經濟發(fā)展的必然要求，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fā)展，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各跨國、跨境企業(yè)十分關注的問題。為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提供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現(xiàn)在人民法院的每一項工作中。法官的職責就是裁判案件，法院審理的案件，不可能在法律上均能找到答案，因為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法律滯后是不爭的事實。最高人民法院對實踐中出現(xiàn)的問題由各個法院分散研究變?yōu)榧醒芯浚狭搜芯抠Y源。
深圳大學教授李揚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在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形勢下，發(fā)展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則需要知識產權保駕護航。要真正發(fā)揮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為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服務的作用，當務之急，是解決好兩個重大理論問題：首先是知識產權保護與人民過上有尊嚴生活的關系。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激勵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可以驅動發(fā)展，發(fā)展就是要壘實人民過上有尊嚴生活的物質和精神基礎。其次是訴前禁令和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效率的關系。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程序較為復雜，嚴重制約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作用的發(fā)揮。這就需要知識產權理論工作者研究訴前禁令的有效執(zhí)行機制。
知識產權侵權制度問題
曹新明認為，我國知識產權司法審判存在著以下幾個巨大難題：審理周期長、權利人舉證難、賠償數額低、生效判決執(zhí)行難、損害賠償標準模糊以及權力干預嚴重等。在具體的審判實踐中，審理案件的法院和法官通常采用的是法定賠償標準，從而導致維權成本高、侵權成本低的不良后果。從國外審判實踐看，解決舉證難和損害數額計算問題必須突破有形財產民事侵權訴訟采用的“誰主張誰舉證”的桎梏，采用市場占有率標準：知識產權權利人因侵權損失的市場占有率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市場占有率，以此為基準計算賠償數額。例如，美國蘋果公司訴韓國三星公司專利侵權案，涉案專利就是三件外觀設計專利，但法院判決的損害賠償數額達到10.5億美元，就是按照市場占有率計算的。當然，這種計算方法在我國能否被接受存在著很多理論障礙和現(xiàn)實障礙。
“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權利人舉證難，與知識產權自身特點關系密切。知識產權成果創(chuàng)造難、保護難，擴散卻很容易，因而侵權也容易，這在客觀上增加了權利人舉證的難度。”李揚認為，技術的發(fā)展也加快了侵權人毀滅證據的速度，權利人即使借助公權力取證，也難免無能為力。面對著這種情況，首先要賦予司法機關針對被告頒發(fā)提出證據的命令的權力，并讓被告承擔更為嚴厲的拒不提出證據的不利后果。其次要在訴訟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更多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規(guī)則。
姚建軍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確立了“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當事人對其訴訟請求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原告就難以勝訴，甚至連立案都不可能。由于知識產權的無形性特點，與普通的民事訴訟相比，知識產權案件證據的收集難度更大，尤其是商業(yè)秘密侵權訴訟。至于損害賠償屬于比較糾結的老問題，對此問題的確有必要進行深度研究。此外，判定侵權的方式、停止侵權即禁令、賠禮道歉的方式等問題都值得再研究。
審判流程再造中的問題
“關于專利商標侵權案件審理流程，在我國已經討論了許多年，但是，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曹新明分析原因認為其關鍵點有三個：一是專利商標授權確權的行政程序與侵權審判的司法程序沒有順利對接；二是權利人舉證難；三是權力干預。解決第一個問題，需要進行司法審判權改革，避免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轉換環(huán)節(jié)中的時間拖延；解決第二個問題就是要對舉證制度進行改革；解決第三個問題就是堅決執(zhí)行在新成立的知識產權法院中所實施的審判長負責模式。
姚建軍認為，實踐中由于侵害商業(yè)秘密侵權案件中絕大部分直接證據均掌握在被控侵權人手中，權利人所掌握的大部分是間接證據，因此為了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逐步形成了以“實質性相似+接觸”作為判斷商業(yè)秘密侵權的思路，減輕了商業(yè)秘密案件中原告的舉證責任，從而使得商業(yè)秘密保護的有效性大大增加。而專利侵權案件中通過司法鑒定來查明技術特征是否相同或等同，而對于哪些案件應該鑒定、哪些不應該鑒定的確存在不同審級的法官認識不同。建議若上級法院認為應該鑒定，可以直接委托鑒定，無需發(fā)回。這樣可以節(jié)約司法資源，縮短案件審理周期。
知識產權司法改革問題
曹新明認為，知識產權司法改革突破點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設立知識產權專門法院，建立獨立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機制。全面設立一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設立知識產權巡回上訴法院，建立統(tǒng)一的知識產權法院；第二，授予知識產權法院法官對其審理案件的全部權力，實行終身負責制，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第三，授予知識產權法院對全部各種類型知識產權糾紛的審判權；第四，知識產權法官的選任必須以學術經歷、工作經歷和知識產權司法實踐經歷為基礎，向全社會普選。
“從知識產權審判機制三審合一到目前的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以及部分法院主審法官制、法官員額制的試行將直接影響著未來的司法改革走向。”姚建軍認為，我國東西部經濟發(fā)展不均衡，因此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在東部和西部地區(qū)也明顯不同。改革的試點僅僅設在東部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導致的后果是對西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影響不大。基于此，建議在試點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機制改革時，可以考慮選擇西部地區(qū)也作為試點，這樣就可以全面了解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整體狀況，進而提高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整體水平。
李揚認為，知識產權領域司法改革，當務之急是盡快設立知識產權高級法院，統(tǒng)一三個知識產權法院的審判標準；其次是強化知識產權案件仲裁、調解制度，以緩解知識產權法院案件壓力；另外徹底實行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三合一制度。可以借鑒芬蘭經驗，試行知識產權刑事自訴制度，也可以大膽創(chuàng)新，試行知識產權先民后刑制度。最后要適當擴大法官助理人數隊伍，減輕知識產權法院法官負擔。 （知識產權報 記者 魏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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