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名為“專利改革令人擔憂的政治色彩讓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至今群龍無首”的文章生動報道了專利改革是如何分割美國經濟的，政府搶先任命了一個可能取代一年半以前卸任的大衛．卡帕斯（David Kappos）的替代者。分割的程度比描述的還要嚴重。高等院校已結成統一戰線反對改革，而僅靠技術生存的主要街頭企業卻主張改革。回想一下令人麻痹的政黨之爭，專利改革之爭已跨越黨派界限并遠遠超越了一般的行業間的爭論。就通過技術法律手段打擊專利流氓而言，事實上潛藏著一個更廣泛的經濟擔憂——普通零售商、銀行、飯店、地方銀行、汽車旅館、房地產經紀人以及旅行社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承擔得起保衛專利耗費的經商成本。
兩極分化的根源變得更深，追溯到1952年《專利法案》的起草時期，國會明智地將起草工作外包給專利律師。起草者調整語言，寫出了偏離專利法的發明要求：除非審查員能闡明駁回專利申請的原因，否則就應授予專利。立法史上沒有出現過此類措辭，但卻出現在主要起草者的措辭中：
立法者后來將其措辭調整為當今《專利法》中表述的那樣的積極聲明：“除非…個人將被授予專利”。
在法案的作者成為受理專利上訴案件的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法官后好些年才將這段秘密歷史講給其法官助理聽。該法官還著作了臭名昭著的道富銀行決議，稱商業方法自1952年的《專利法案》起就可以被授予專利，盡管立法史上沒有一個字表明《專利法案》擴大了專利系統的范圍（事實上，《專利法案》只是議會的現有法律的編撰），正如眾議院小組委員會主席拉馬爾．史密斯（Lamar Smith）說的：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商業方法在美國通常是不可取得專利權的，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也不能取得專利權。但聯邦巡回法院（在一次激進的裁決中）在1998年道富銀行裁決中創造了一種新專利。
業內人士打著特殊洞察力和專業知識的旗幟帶來的損害也體現在1994年被納入WTO憲章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中。在有關起源地非歧視性原則的標準條約語言中，談判者加入一個禁止技術歧視的條款：“對發明地點、技術領域以及產品是否是進口或本土生產無歧視性待遇。”
如此措辭是因為制藥業的利益要很好地體現在TRIPS談判中，確保醫藥產品得到保護。考慮到有價值的專利在制藥領域的存在方式以及并不是所有國家都針對醫藥產品授予專利，上述擔憂是合理的。但的意思是要緊縮整個專利系統。
現在和未來的所有技術都應被同等對待嗎？一般而言，一個一刀切的支配一切的規則是由立法者決定的。事實上，秘密的談判者建立了盲目的一致性，因為憲法的限制性規定阻止深刻的討論與審查。任何軟件應與藥品區分開來并應被區別對待的建議會遇到“國際義務”這個咒語。區別化并不等同于歧視。2002年聯邦貿易委員會與司法部舉行的為期30天的聽證會及實證研究已讓產業經歷和看待專利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國會委托制定的2013年政府問責辦公室報告直接將專利流氓問題歸因于低質量的軟件專利。
對制藥而言，低標準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每種成分必須經過臨床試驗以及昂貴的監管審批，但在信息技術和軟件領域，創新面臨的低標準會帶來成百上千的專利，但很多微不足道或無效。
支持業內人士做決定的其他發展因素包括1982年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專利上訴集權化，以及讓USPTO以資金資助為基礎并提供內部激勵機制授予專利的做法。更常見的是，專利體系缺乏任何收集反饋的方式，無法顯示該系統是如何以及是否能促進創新。
諷刺性地，業內人士成功地按照慣例授予專利以及進一步反對基于事實制定政策系統的行為導致了現在的僵局。使未來的提名人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給某些人好印象是因為他是最重要的業內人士——他作為一個專利律師代表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專利的產業的利益。
也許商務部的某個人已忘記了一年前白宮的三個機構設立的崗位——47年來總統倡導的第一個有關專利改革的行動，或許沒有注意到在上一任商務部副部長任職期間，有效補貼率在三年中從68%上升至89%（2009年至2012年）。
相比之下，關心這個職位空缺的專利業內人士也許在極力推出一位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在改革立法挫敗后提出約翰遜的名字也許揭示了這是多么的不現實。
上一條:新西蘭廢除軟件專利權
下一條:沒有記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