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1912年11月，民國政體初定、百廢待興。這一天，在全國工商會議上，與會代表、四川籍官員王國輔代表農商部實業司，提出了訂立破產法、“集股法”和專利法的三項議案。談及專利法時，王國輔說，“中國工業只有仿制類，少發明”，應以立法形式予以激勵；他說，“前清專利章程年限過久，及反正后，各省皆濫予特權，于自由競爭原理不合，即于工商業進步上，亦大生障礙”。他最后談到，真正的專利保護，僅限于商標權、特許權與“實用新案權”，風行了近三十年的清末“十年專利”，不過是非驢非馬的產物……
這一天，百余名代表以漫不經心的姿態表示，三項議案，“（可）互并送部參考”；也就是說，這些法令不需要提交參議院審議批準，農商部斟酌頒行就可以了。而十幾天后，1912年12月12日，作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經濟法規，《暫行獎勵工藝品章程》頒布了。當時的主要報刊如《申報》、《時報》、《東方雜志》等，也僅僅予以簡短的報道。
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貌似無足輕重的法令，埋葬了中國實業的一個舊時代。在此之前，盛宣懷、聶緝椝、張謇、周學熙、鄭伯昭、王一亭……構成了中國實業界的主角。他們或是官商，或是紳商，或是買辦商人；而在此之后，張嘉璈、穆藕初、范旭東、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簡照南簡玉階兄弟、郭樂郭泉兄弟……這些草根商人、西化商人與海外歸僑，連同以張謇為代表的紳商，成為中國現代商人的主體。一個百川入海、生機勃勃的實業時代到來了。
那么，對這部法規，與會的152名代表為什么如此忽視呢？這個旨在獎勵發明與改良的法令，又何以牽動那么多民國企業史大人物的命運呢？
“十年專利”
這就不能不談到以李鴻章為始作俑者、風行了近30年的“十年專利”。1881年，在給李鴻章的一份稟帖中，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鄭觀應談到，作為中國第一家引進西式機器的企業，織布局符合“始到獨造”的西方專利慣例；為此，“嗣后上海一隅，無論何人……只準附入本局合辦，不準另立一局，顯分畛域”。次年，李鴻章獲得了對該項專利的十年授權。
這是中國第一例專利許可。但毫無疑問，這個“十年專利”，與西方通行的專利權大相徑庭：后者只針對發明創造、工藝改良，前者卻壟斷了使用機器、興辦工廠的權利，是不折不扣的專辦權、專營權。
又何只是上海？6年后，當兩廣總督張之洞也打算采買機器、興廠織布時，他致電李鴻章，“十年內不準另外設局，是否專指上海而言？……進口布多銷旺，斷非滬局所能遍給，粵不至侵滬局之利�！睂@個軟言相求，李鴻章送了個順水人情。他在復電中表示，“粵設官局距滬甚遠，似無妨。”
1890年，伴隨著張之洞調任武漢，湖北官織布局動土施工了。但此后幾年，除了這兩家官辦企業，中國沒有誕生任何一家機器紡織廠。李鴻章試圖以壟斷追逐厚利的念頭早已有之，遠在1875年，他在給朝廷的一份奏折中，他控制機器、防止流入民間“以生變亂”的態度就躍然紙上：“臣料數十年后，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當隨時設法羈縻�！�
就這樣，從一開始，最先進的機器與最古老、最陳腐的壟斷特權，就奇異地、令人嘆息地糾結在一起了。即使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后，盡管效法歐美、“實業救國”成為盛極一時的潮流，但“十年專利”不僅沒有成為過去，恰恰相反，它從機器紡織業擴展到采礦業、繅絲業、面粉業、火柴業和諸多公用事業，擴展進了現代工業的任何一個領域。
巨頭的誕生
1895年，被譽為“近代完人”的張謇，在南通籌辦后來被大書特書的大生紗廠。十幾年后，他回憶了5年籌備、顛沛流離的艱難歷程：忍辱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不知凡幾”；為了節省費用，前往上海籌款時，他往往“賣字自給”，即使如此，“往往甲日籌得一二萬，乙日已罄，丙日別籌，而丁日又須還甲”……凡此種種，讓50余名股東無不唏噓。
但這一天，張謇并沒有談到，支撐他在萬死中覓求一生的，不僅是堅韌的天性、“實業救國”的高遠理想，還有“十年專利”帶來的市場前景。幾乎剛剛開始籌辦大生，在優質棉花生產地南通，他就獲得了“二十年內、百里之間不得有第二廠”的專利權。
不僅張謇。
1896年，楊宗濂、楊宗瀚兄弟創辦業勤紗廠，作為無錫第一家現代企業，它順理成章地享受到了“十年專利”；次年，宋煒臣在漢口創辦燮昌火柴公司，同樣是“十年專利”。不久后，張蓮芬的中興煤炭公司，“距礦百里內他人不得再用機器開采煤斤，十里內不許民人用土法取煤”；而即使是出身寒微、資本寥寥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也在他們的世交、親戚朱仲甫的幫助下，以“十年專利”的形式創辦了他們的第一家企業——保興面粉廠……
此后10余年間，中國最早的現代商人，幾乎沒有不與“十年專利”發生關系的。
而作為這一切的頂峰，壟斷時間之長、壟斷地域之廣的，莫過于張弼士的張裕釀酒公司，以及周學熙的啟新洋灰公司。1907年，在張裕公司創辦12年后，南洋華僑、有著頭品頂戴的“紅頂商人”張弼士，申請了15年的葡萄酒專利許可。《東方雜志》報道說，“凡奉天、直隸、山東三省，無論華洋商民，一概不準仿造�！倍c這種三省壟斷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周學熙的啟新洋灰公司。1910年，在獲得直隸專利權后，它又先后獲得了江蘇專利權、東三省專利權，乃至“揚子江流域優先設立分廠”的特權。換而言之，它的壟斷范圍，覆蓋了大多數的中國行省。
這種非驢非馬、令后人啼笑皆非的“專利權”，催生了中國最早的巨型企業。以大生紗廠為例，到1912年，“大生系”已大致成型，它的產業鏈覆蓋了墾牧、蠶桑、面粉、榨油、輪船、房地產等領域；企業資本達到279.1萬兩，利潤率更為驚人：這一年，它派發了22.3萬兩官息，提留了66.3萬兩企業公積金，另有純利61.8萬兩，總利潤在150萬兩以上。
正因為“專利權”利益如此之大，對興辦企業的好處如此明顯，幾乎與它誕生同時，圍繞著它的種種紛爭、口舌、沖突、訴訟，始終不絕于耳。
“分廠”之爭
遠在1901年，因嶧縣鄉紳崔廣澍開采小屯村煤礦，中興公司就援引“十里內不許民人用土法取煤”的專利權，關閉了這家小煤窯；幾年后，一名叫鄭獻元的商人申辦卓山煤礦，也被認為距離中興公司太近，“批飭不準�！比绻f，這些沖突大多案例簡單、并沒有引發什么關注的話，那么，1904年，張謇與裕泰紗廠總辦朱疇的“分廠”之爭，則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問題。
這一年，在獲利70余萬、資本額達到158萬兩后，大生籌辦起了崇明分廠；幾乎與此同時，一名叫朱疇的革職道臺、安徽籍商人，也打算在張謇故鄉海門縣設立裕泰分廠。消息傳出后，張謇以兩廠距離太近、“距通崇兩廠合設之長樂鎮收花處不足四十里”為由，要求農商部取締該廠，“另行擇地建設，各安實業�！睂Υ�，朱疇反駁說，“通廠、崇廠均非專利之廠，凡大清國商人，均可稟請開設……何況海門另外一廳”；“如果因通州、崇明有廠，而不準海門開設，則上海開設，更在通州之前，似通州亦在不準開設之列”……
幾個月后，張謇、朱疇的官司，以裕泰分廠關門告終。近10年前，大生就獲得了農商部的全面專利許可，“如有添設，皆作分廠……以十年為滿”，它的分廠開設到哪里，專利權也就延伸到哪里；3年后，1907年，大生又改組為股份公司，“正廠副廠及他廠……均為一體”，從而使它的專利權有了更充分的法理依據。
直到1912年，36歲的穆藕初還在美國留學，并猶豫著是不是回國創辦實業；29歲的王啟宇還是和興洋行的一名小會計，閑時以鉆研中醫、閱讀《本草綱目》自遣。即使是6年前好不容易等到業勤紗廠專利期滿、參與創辦了“振新紗廠”的榮氏兄弟，此時也在和其他股東鬧糾紛；他們想自立門戶，卻又受到“專利權”的限制……
受到專利權限制的，又何止是穆藕初、榮氏兄弟，以及后來中國首家機器印染廠的創始人王啟宇？受到專利權限制的，還有煙草業的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化工業的范旭東、吳蘊初等人，百貨業的馬應彪、蔡昌、李敏周和郭氏兄弟，乃至銀行業的張嘉璈、陳光甫、周作民、虞洽卿……是千千萬萬或出身苦寒、或為普通商人的有志青年。因為，“專利權”的門戶，從來不對他們開放；在那個舊的未死、新的方生的年代，敢于創辦企業的，要么是盛宣懷、聶緝椝這樣的紅頂大員，要么是張謇、周學熙這些與官場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大士紳。它是少數人的、面貌曖昧不清的事業。 還不僅如此。
“專利”之辨
幾乎從一開始，“專利權”就有著另外一層色彩，那就是“分洋商之利”、保護民族利權。1881年，在給李鴻章的那份稟帖中，鄭觀應就談到，“洋人如欲紡造，尚未有阻之之說”；為杜絕洋商在各處口岸設廠，“酌給十五年或十年期限……無論華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內另自紡織，而后患庶幾可免�！睋Q而言之，作為壟斷手段，“專利權”也為了阻止西方勢力的進一步滲透。
此后10余年，這個觀點愈演愈烈、漸漸成為千萬人的共識。以張謇為例，1895年，在《馬關條約》簽訂、西方各國獲得了“在通商口岸……任便從事工藝制造”的權利后，他賦予專利權以種種悲愴色彩：“設立機廠，制造土貨，為抵御外人之計”；“華商多占一分勢力，即使洋商少擴一處范圍”。以中興公司為例，1907年，它被懷疑為中德合資，不僅其“十年專利”受到廣泛質疑、乃至卷入了“可謂忠于外人”的輿論漩渦，張蓮芬為此反復辟謠，才最終保存了專利權。最后，直到1910年，在曠日持久、轟動中國實業界的啟新洋灰與大冶水泥之爭中，作為弱勢一方、沒有長江流域專利權的大冶水泥，也認為“十年專利”是保護民族利權的不二法門，“現當商戰劇烈、國勢衰微之際，我華商力量微薄，茍無專利性質，營業在在可�！嘁艘宦杉右员Ｗo……”
但，富有意味的是，在30余年的時間里，300余家享有“專利權”的壟斷企業，成功者寥寥無幾。以上海機器織布局為例，它“延擱八年、毫無成就……所有股票幾同廢紙”；以湖北官織布局為例，1899年5月11日，《中外日報》報道說，“近日該局預出告白，聲明今年（端）午節停緩給息，以資周轉”；一年多以后，該報描述了它的慘淡景象，“現僅開織布機器二十五張，其余布機、紗機，均尚未開……”
官辦企業如此，紳辦企業也大多不能免俗。以廈門電燈公司為例，它獲得了“永遠專利權”，并以攤派方式募集股本，“所有行店，按戶酌收租金兩月”，但幾年以后，廈門依舊是一個黑暗的城市；以蘇州為例，一名西方外交官寫道，“（蘇州）作為一個商埠的唯一征象就是工廠……這些繅絲廠或棉紡織廠，沒有一家是興旺的”；以遍布東南的29家絲廠為例，英國駐上海領事的口吻更加悲觀：“偶然的盈利誘使這些繅絲廠撐持下去，雖然好幾次在年終的時候，他們也想到，明年一定有很多家要倒閉……總之，華商繅絲廠確是處在危境之中，而在目前絲價控制之下，這項工業更無發展可言……”
更富有意味的是，幾年后，“十年專利”的最早提出者鄭觀應，首先質疑起了“專利權”能否保護民族利權。他說，當商戰之世，中國需要千千萬萬家企業；他說，以“專利權”禁絕眾多企業的誕生，“是何異臨大敵，而反自縛其眾將士手足，僅以一身當關拒守，不亦俱乎？”而1913年秋天，在《暫行獎勵工藝品章程》明確了專利范圍后，加入“名流內閣”、出任農商總長的張謇，發表了《實業政見宣言書》。他認為，越充分的自由競爭，越能降低成本、促進實業；他甚至主張引進外資，“以開放門戶、利用外資為振興實業之生計……”
史料記載：以紡織業為例，1908年，也就是大生大獲成功、名動海內之際，中國洋紗進口額為53.7318萬擔，華廠銷售量為10.8459萬擔，占棉紗總消費量的16.8%；5年以后，事實上廢除“專利權”僅僅一年，洋紗的進口額下降到49.8415萬擔，華紗的產量卻達到19.4167萬擔，幾乎增長一倍，占總消費量的28%。（丁三 作者為近代史學者，現居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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